和平精英透视挂哪里买 哪里可以买到挂-书讯丨泰门·斯科里奇：幕

译|吕长清、马宏伟

日本桥每天人来人往，生机勃勃，百姓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最早描绘这一地区的图画就表现了这种氛围。这个地方聚集了各色人等。桥梁使人们聚集，形成交通瓶颈，德川家正好利用这种漏斗效应进行管控，但同时也以建筑和空间的方式宣示其政体的存在。在日本桥上欣赏到的风景令人惊叹——这在江户这样一个缺少整体棋盘格规划的城市中很少见。日本桥是唯一能纵览江户广阔全景的地方，可以沿着日本桥川一直望到江户城。这座桥恰好架在此地，目的也是展示一下权力所在地的风景。毕竟，江户城是一座城堡，不可能看不见。日本桥坐落在城堡的东侧，清晨的阳光照耀在金色的桥塔上，灿烂辉煌；而江户城的大门在桥的东边，这意味着第一束阳光照亮的是幕府。后来，又建了一座桥，位于日本桥川与城堡护城河的交汇处——在某些图片中可以看到——但在最初的规划中，景色应该是连绵不断的。

▲ 葛饰北斋《江户日本桥》

彩色木刻版画, 1830年-1832年, 25.4 x 36.8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沿着日本桥川的两岸，建有许多仓库，一直延绵到城堡。这些仓库储存着来自整个日本列岛以及世界各地的物产，不过他们只供应城堡，不供应整个城市。从桥上眺望的人可以体会到城堡召集和指挥的权力。虽然通常被称为江户城，但我们应该记得，它的真实名称是千代田城。德川氏的社会契约是这样规定的：幕府政权会确保此地和平安宁，保证消除贫困。如此，它才能长久不衰。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达，即幕府要“经世济民”。因此，良好的秩序是最基本的要求。

站在日本桥上眺望，城堡巍峨，位置偏左。它并没有端立在正前方是为了与左侧的圆锥形富士山保持平衡。“富士”这个名字是另一个双关语，或者说是多个双关语。日语富士的读音“fuji”可以表示“不二”，给人的感觉是这座山无与伦比、盖世无双；它也可能意味着“不死”，从而象征不朽和永恒。今天，富士山已成为整个日本的象征，但在江户时代并非如此——富士山远离首都，因此是江户所在的东方的象征。“不二”可能表明京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媲美。富士山许诺给予江户独一无二的永恒。

▲ 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甲州犬目峠》

彩色木刻版画, 1831-1834年, 23.5 x 36.2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桥分左右两面，日本桥的两面景色互补。背向城堡向东看，是另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构图。这里是江户的鱼市。因为京都位于内陆地区，所以那个时候鱼还不是日本人的主食，但是，江户到处都是海鲜。画中的这个市场很有名，每天的交易量超过一千两金币，而一两金币可以购买一石大米，换句话说，一两金币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一整年。平底船停泊在桥边，卸下大量鲜鱼，品种丰富，价格便宜。图片上显示小贩们挑着箩筐从桥边走过。除了鱼市以外，还有很多仓库，这些仓库与大桥另一侧的仓库一模一样，但这些是给普通人用的。这里还有另一座桥，是后来增建的，叫作江户桥。正如人们戏谑的那样，鱼市把江户和日本连接在一起。尽管这样的市场又脏又臭，交易也不规范，但它并不会对投向城堡的目光形成负面的影响。市井生活是日本桥背面的风景，也是幕府政体的中心。

▲ 葛饰北斋《日本桥，望向江户桥》

彩色木刻版画, 1800年, 25.8 x 17.5 cm

18世纪中叶，描绘江户著名景点地形的版画开始流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流通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金色屏风上的风景图。任何人都可以买到这些版画——这就需要对精英权贵的住所进行谨慎处理，哪怕些许的不敬都会给艺术家和出版商招致严厉的训诫。风景画印刷出来就是供人欣赏的，却有着许多顾忌，这似乎有悖常理。实际上，幕府政权也开始觉得有些不合情理。巨大而醒目的城堡是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城堡令幕府感到尴尬，幕府希望像所有东亚精英一样逐渐退出显眼的位置。当1657年的熊熊大火烧毁了城堡的天守阁时，这样的毁灭甚至可能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此后，天守阁再未重建。在为平民创作的图画中，对城堡的描绘都极其审慎。我们来看一下江户画家葛饰北斋的两种描绘方式：第一种方式参见上文出现的一幅插图（葛饰北斋《江户日本桥》）；另一种方式则表现在展开的两页画作中，出自一本江户指南手册，也是类似的流行作品（葛饰北斋《日本桥》）。前者描绘的是市井画面，没有什么严肃的内容，北斋笔下的场景开放坦荡、一览无余。后者描绘的是面向城堡的景色，但是进行了改动，画面中包括了鱼市和整座桥。

▲ 歌川贞秀《大名行军东海道》

彩色木刻版画, 19世纪, 22.2 x 34.9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以第二种方式描绘的画面中，忙碌的平民清晰可见，但是有一队威严的大名的人马也从西方进入画面。画中出现大名队伍的目的是隐藏他们。随行人员被云遮住了，只用一支戟来代表。这就是描绘权势人物的正确方式：必须把他们表现出来，因为忽略他们是不敬，但又不能把他们完全表现出来，因为盯着看也意味有什么严肃的内容，北斋笔下的场景开放坦荡、一览无余。后者描绘的是面向城堡的景色，但是进行了改动，画面中包括了鱼市和整座桥。在以第二种方式描绘的画面中，忙碌的平民清晰可见，但是有一队威严的大名的人马也从西方进入画面。画中出现大名队伍的目的是隐藏他们。随行人员被云遮住了，只用一支戟来代表。这就是描绘权势人物的正确方式：必须把他们表现出来，因为忽略他们是不敬，但又不能把他们完全表现出来，因为盯着看也意味着不敬。北斋还小心谨慎地用云雾和树木遮蔽了城堡。他不能不表现城堡，实际上，他必须表现它，因为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抹杀它，是为大不敬。因此，他将其表现为遥不可及的场所。北斋描绘的城堡打破了空间的框架，它是平民版画框架内无法容纳的事物，被放在右上角，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葛饰北斋《日本桥》

彩色印刷本, 1802年, 25.8 x 17.5 cm

前文出现过的北斋的另一幅画中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葛饰北斋《江户日本桥》）。北斋在此画中采用透视技法来表现排列密集的仓库，但是照这样布局，城堡就会位于透视中的“消失点”。让城堡看起来如此渺小是大不敬，因此北斋让其脱颖而出，漂浮在天空中，摆脱了几何原理的束缚，与下层社会界限分明。我们可以将这种构图与另一位江户本地版画家北尾政美的作品对比一下（北尾政美《从江户桥看日本桥》）。政美把城堡画在桥下，上面是隆隆作响的小车和肮脏的脚。这真是一个大胆冒险的构图。

▲ 北尾政美《从江户桥看日本桥》

彩色木刻版画, 1781-1789年, 21.2 x 32 cm

现藏于江户东京博物馆

日本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幕府在这一带集中设立了各种统治机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重要性。这些机构处所被刻意往后移动了一到两条街，如此一来，它们既构成了大桥的周边环境，但又并非实际可见，从而避免了平民百姓的审视。这就符合城市规划中的“敬畏”要素。桥上的人知道幕府的建筑就坐落在附近，但是，作为平民百姓，他或她无权看一眼这些建筑物。这种介于可见与不可见的对立特性渗透在幕府将军对政治意义的看法中，被称为“影像缺席”。

▲ 歌川广重《日本桥的阵雨》

彩色木刻版画, 1833-34年, 25.7 x 38.1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以河为背景，在日本桥和城堡之间，有三个地点可以体现幕府统治的力量。这三个地址都在东岸，即日光大道和“德川”这一侧，而不是在京都那一侧。这几个地点控制着一些至关重要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事项。这些特色事项也是以前日本所有政权都无法企及的。这三个地点设有各种机构来监管价值、时间和空间。第一个地点离城堡最近，是铸币厂。和威尼斯一样，这里是日本的最高商业机构，称为“金座”。江户的铸币厂建造于1601年，实际上早于日本桥建造的时间，因此，日本桥在建造时肯定是刻意设计得与铸币厂成一条直线。这座庞大且保存完好的建筑充当着幕府中央银行的角色，现如今的日本银行仍然占据着这一位置。日本的第二个造币厂开设在德川家康隐退后的城堡骏府城，但是这个造币厂于1612年关闭，所有的产品都运到了江户。金座与河流之间的街区被称为本两替町。然而在历史上，日本当局很少发行货币，通常使用中国的钱币，也就是称重计算的纯金属块。1608年，幕府禁止使用外币，发行了一种金币，称为小判，价值一两。我们在前文讲到过，一两能买到一石大米，不过，有意思的是，一两金币换算下来也恰好等于殖民时期西班牙的货币一里亚尔。虽然汇率会随着时间上下波动，但这表明德川幕府发行的新货币融入了世界贸易的国际体系。由于一两是一笔巨款，因此1626年又发行了一种价值比较低的铜币——宽永通宝，因铸造于后水尾天皇宽永年间（1624年—1644年）而得名。也许是因为货币大量普及，所以后来的历博屏风中没再看到露天货币兑换商的形象。江户铸币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没在这张图画中出现，而且在存世的270年间，都没有留下一张关于它的图片。北斋的透视版画中，也只是隐约示意了它的顶部，一片金光灿烂的轮廓（葛饰北斋《江户日本桥》）。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或出版商敢冒大不敬的风险来充分描绘其形象。因此，我们不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外观是什么样。

▲ 歌川广重《东海道五十三次：日本桥》

彩色木刻版画, 1848-1849年, 22.2 x 34.9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二个地点也同样是封闭的，从未成为被描绘的对象，但所有人都知道，也听说过它。这就是江户的时钟，位于本两替町旁边的本石町。“石”这个字，表示的是大米的重量单位，但它在日语中作为多音字也可以写作“时”，表示时间单位（一时约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但是，这只是推测，因为找不到与此有关的记录。江户以前没有任何统一的报时设施。人们要么使用自己的计时工具，要么干脆什么都不用。因此，在日本桥建成后不久，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就捐了一座钟。据说幕府将军把挂在城堡里的钟摘下来，捐赠给了这座城市。这表明，政府管理部门施行的秩序已扩大到全市范围。幕府安排了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敲钟，并且向能听到钟声范围内的住户征收适量的税款，用以大钟的日常保养。

大钟是幕府将军永久馈赠的礼物，而且他还负责所有修理费用。当大钟烧毁时（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分别在1657年、1666年、1679年和1711年），幕府将军及时进行了更换。我们不太了解以前钟楼的外观，但是1712年后的钟楼，正面有20多米宽，整座钟楼有35米高。至于大钟，最后更换的那个仍然存世，就挂在原始地点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但旧日的风采已经黯然无存。公园里经常睡着蓬头垢面的人，大钟悬挂在难看的混凝土结构中。

▲

本石町大钟

这座钟没有任何图片记录，文字资料也不足，但还是有一点儿。1774年，俳谐诗人与谢芜村写到了它。如今，芜村被视为继松尾芭蕉之后的俳句巨匠。年轻时，他从京都来到江户，师从早野巴人学习俳谐。芜村写道：“我的师傅，曾经居住在武藏国江户市的一个简陋的住宅中，就在著名的（本）石町钟楼附近。这个位置使他得以享受城市中心的生活。”芜村之所以提及这个地方，是为了表示“敬畏”。他说，钟声唤起了他艺术上的觉醒：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师傅被钟声惊醒，于是他跟我谈起了俳句。要是我啰嗦一些废话，他就假装没听见。我由此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幕府将军的大钟反复提醒着与谢芜村听取早野巴人的独特见解。由于巴人经常进行此类午夜会谈，因此工作室取名为夜半亭。巴人去世后，芜村继承了夜半亭的俳号。

日本桥附近的大钟位于江户的中心，还有另外八座大钟散布于城市周围（浅草、本庄、上野、芝、目白、市谷、赤坂和四谷）。它们按照本石町的“真实时间”确定时间，因此城郊地区的时间会有所滞后。显然，随着与幕府的距离拉远，时间也脱离了管辖。

▲歌川广重《浅草雷门前》

彩色木刻版画, 1835-1842年, 25.1 x 37.5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有趣的是，当第三代幕府将军于1634年前往大阪时，他注意到这座城市缺一座报时钟。因此，德川家光捐赠了一座钟，附带赠送一个钟楼，以此纪念他的来访。这又是一座纪念性质的建筑。授予时间是幕府将军的特权，但同样，他四处游历的时候，也得随时掌握时间。该地点被称为“钓钟”，尽管今天已经看不到大钟的踪迹，但它得以在大阪的地名“钓钟町”中幸存下来。

再走过几座房子，就是位于日本桥附近的第三个重要地点。这里经常空无一人，比起重要的象征意义，这里几乎无事发生，不过，一旦发生什么，便影响深远。此地被称为长崎屋，是欧洲游客的旅舍——其实就是联合（或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员工的宿舍。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荷兰人，也有德国人、瑞典人和瑞士人作为公司员工来访。VOC公司（VOC是东印度公司的荷兰语简称）在长崎设有贸易基地，他们派员工从长崎来访，从17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访问变成一年一度的固定节目。来访的目的是拜见幕府将军及其高级官员并进贡礼物。长崎屋是为日本桥街景增色的最后一处地点，每年仅在公司职员“参府”期间使用大约3个星期。来访仪式在18世纪90年代结束，那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加入竞争，导致荷兰人陷入破产的境地。

▲ 葛饰北斋《长崎屋》

彩色木刻版画, 1802年

现藏于中央区立乡土天文馆

长崎屋被形容为“红毛子旅馆”，“红毛”是对欧洲人的标准称呼。这个称呼听起来带点侮辱性，但本意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个源自汉语的用词还被认为很精辟。否则，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欧洲人都会被称为荷兰人。由于不受“必须表现敬畏”的约束，许多欧洲游客留下了有关日本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他们对长崎屋的评论大都是负面的。1642年，房子刚刚建好的时候，荷兰公司代表团团长评论说“相当糟糕”，而且“像监狱一样”。1776年，经过多次整修后，一位官员认为房子目前“就其整洁程度可以容忍，但是，作为接待来自世界上如此遥远地方的客人的使馆，达不到我的期望”。除了表现出对日本建筑风格的普遍无知外，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他们可是住在日本桥旁边的区域啊！

▲ 歌川吉富《荷兰船》

彩色木刻版画, 1861年, 35.6 x 24.1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的到访对江户居民来说十分重要。欧洲人记录下了那一天人们如何蜂拥而来，目瞪口呆地围观他们的景象。一位住在此处的欧洲人写道：“外面的街道上从来少不了男孩子，他们不断地喊叫，只要瞄一眼我们的影子，就大吼一声，甚至爬到对面房屋的墙上看我们。”这里也发生过令人愉悦的相遇。此人还说道：“起初，来拜访我们的都是国家的饱学之士和达官贵人；之后，甚至连商人和其他平民等也成为我们的客人。”日本桥位置便利，对于有时便装出行的高级官员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高层大名不能公开结交商人，外国商人和本国商人都不允许结交，而且幕府不愿看到私人关系的建立。对于幕府政权来说，可以把世界远端的人们召集来并使其进贡礼物，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平民应该对此表示赞赏，他们很乐意向民众炫耀欧洲人的到来。当然，长崎屋的图像资料很少，准确地说目前可见的只有两幅，并且是在VOC公司的造访逐渐稀少之后创作的作品，而且，那时候长崎屋已经不再是政府活动的场所。这两幅画在本书中都有展示（见葛饰北斋《长崎屋》和歌川广重《长崎屋》）。

▲ 歌川广重《长崎屋》

单色印刷本, 1856年

在江户时代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冬季造访江户。那个时候恰是火灾频发的季节，1657年，就在荷兰人拜见幕府将军两天后，江户发生了一场大火，肆虐全城，这是非常不祥的预兆。第二年，在同样的拜见仪式举行前一天，又发生了一场火灾，摧毁了长崎屋。这让幕府颜面尽失，因为幕府具有强烈的仪式感，而火灾令外交仪式蒙尘，还表明上天对幕府政权不太满意。从1660年起，参府仪式改到了春天，但是当年还是发生了一场大火，再次烧毁了长崎屋。若非发生火灾，这应该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天气温暖，樱花盛开。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在1678年记下了仪式时间的变化：

荷兰馆长春天到，

屈膝拜我大将军。

荷兰商人满载礼物而来，因此芭蕉又作了另一首诗：

荷兰人，马套鞍，

也来把花赏。

▲ 菱川师宣《赏花图》

单色木刻版画, 1685年, 27.9 x 41.3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日本的许多诗歌都包含“季节性词语”，即季语。在上面引用的第一段诗句中，“春天”显然就是这种用法。第二段看起来没有季语，但实际上是有的。在当时，“荷兰人”的日语词就与春天相关。

给住在江户城的荷兰人画像，仅有过一次尝试，那便是西洋派艺术家司马江汉的创作，几乎可以肯定，这幅作品创作于VOC公司停止拜见幕府之后（见司马江汉《江户城的荷兰人》）。司马江汉用透视技法描绘的场景，可能会导致前文已经提到的问题：城堡不仅看起来很小，而且位于荷兰人的身后。这是不恰当的。于是，司马江汉在画面右侧凭空添加了一面墙，虽然从建筑学上来讲不可行，但也确保了城堡耸立在外国人的上方，而不是让外国人看起来凌驾于城堡之上。

▲

司马江汉《江户城的荷兰人》

绢本设色, 1785年

长崎屋和大钟距离非常近，所以江户民众有时把它们合起来看待。前文歌川广重的画旁题有一首俳谐诗(川柳)：

石町钟声无须译，

荷兰馆长心自明。

此外，还有另一首诗写道：

石町钟，

声声震惊荷兰人！

▲ 矶田高龙斋《瞭望塔下的晚钟》

彩色木刻版画, 1771年, 27 x 19.4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欧洲人没有留下有关金座的评论，但是有一些关于大钟的评论——考虑到大钟对他们的生活频频造成的影响，评论的数量出奇地少。有一条评论出自东印度公司在1660年第一次春季拜访期间的记录。如前文所述，当时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些人被迫逃离。第二天早上回来时，他们的房子已经不见了，“房子周围整个区域，放眼望去，全部化为废墟和灰烬”，而且，“在大钟悬挂的地方——距离我们的住所有四五座房子远——仅仅在那里，就有十二人被烧死”。大约20年后，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德国医师恩格尔伯特·坎普费尔（）回到家乡，写了一本书，完整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生活，书名为《今日之日本》（ Japan）。可悲的是，并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在他去世后，手稿被人发现，后来被带到英国并于1727年出版，书名为《日本的历史》。这本书提供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幕府统治下的国家的最可靠的信息。坎普费尔曾两次造访江户，但是他对住所的唯一评论是：附近有一个木制的钟楼，报时的钟声在那里响起。

本文选自泰门·斯科里奇《东京前传：德川幕府与江户城》，吕长清、马宏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 End